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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

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

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

是十几封信的开头。

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

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

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

有一封信问：

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

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

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

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

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

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

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

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

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

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

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

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一九四四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

因此是不缺钱的。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

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做“待遇”

：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

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

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

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

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

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

贺叔叔很少锁门。

除非上北京下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