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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

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

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

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

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

这个词刺激出来的。

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

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

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

或许，可以顶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

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

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

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

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

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他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他便知足地笑起来。

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不影响我跟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或对白。

这一点大概要归功fbi。

也或许归功我从小的成长环境。

口是心非让我活得方便不少。

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我不诚实，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

对于我口头一套，心里一套这个性格特色，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不是存心的。

当刘先生讲着他三十岁的独白，他也一点儿不认为他的那一重真实和现实的这一重真实有什么不吻合。

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观矛盾。

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说各的。

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

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水气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样好。

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