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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经过一个站台。

我看见站名了。

黎若纳啰嗦”

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

这个站上去，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

等等，让我想想，是什么颜色？是浅米色的。

门口站着守夜人，穿黑制服，对过有个咖啡店，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

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

黎若纳用元珠笔费了多少口舌？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出了电梯有个长几，上面放了一盆假花，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

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

那个楼我不陌生。

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

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

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

应该不难认，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

我的伏击不成功。

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

黎若纳想得美，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伏击之后我回到家，开了淋浴，想起没拿浴巾。

取换洗衣服时，一只手还在翻找，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

煮开水泡面，不是把面拿到灶前，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

一连几天，天天行为倒错。

十月是个好月份，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好在黎若纳停止啰嗦了。

茹比四十岁时，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

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

她约我来吃她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

我们是很无望的。

她是同性恋，我连异性恋都不是。

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

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也丝毫建立不起来。

茹比在郊区上班，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

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为其采采花。

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

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

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

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三块钱也开支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电话，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

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

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

情爱是件暴烈的事。

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相互间大声交谈，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一个亚洲女孩也不例外。